杨秀峰同志：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纪念杨秀峰同志诞辰120周年（组图）

杨秀峰在冀西，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冀西民训处告冀西民众书》。

1945年11月7日，杨秀峰在边区庆祝十月革命节、中苏订立同盟条约及平汉自卫战胜利大会上，作《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讲话。。

杨秀峰任国家教育部部长.

杨秀峰（右一）和徐向前（右二）一起视察冀南军政建设。.

晋冀鲁豫边区详图。.

    杨秀峰同志(1897年—1983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法学家。

    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在杨秀峰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深切缅怀！

    追求真理  救国图存 

    以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杨秀峰从小受家庭影响，5岁入读私塾学习。1915年，在滦州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堂学习期间，因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声讨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被校方开除。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史地学科。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倭寇入侵，民族危亡，促使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毅然参加各种革命进步活动。
    1919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代表，和爱国学生一起参加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      

    1921年暑期，北京高师毕业后，开始了教书生涯。1925年5月，发生上海“五卅惨案”，他组织通县爱国师生游行示威，支援反帝斗争。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他与叔父杨十三，每年利用假期在家乡开办农民讲习所，传播革命思想，介绍南方农民运动情况。

    1929年秋，杨秀峰以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在这里，杨秀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跃升为共产主义者，并作党的工作，参加领导党的外围组织“东方反帝同盟”，任党团副书记，负责编印《工人》等秘密刊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领导留法学生和华侨举行反日游行集会，被法国当局拘捕和驱赶出境。之后，暂至比利时。1932年2月，前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由于不同意王明错误对待陈郁等同志，拒呼"王明万岁"，遭到王明的打击迫害，被遣送乌拉尔加里矿山做工。1933年夏至1934年春，分别在德国、英国，参加了德共和英共中国语言组工作。

    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1934年10月，杨秀峰回到祖国，此时正是在国家和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交给他的任务是，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领导平津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当时，华北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不准抗日，“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他奔波于北平、天津两地各校，在所授十数门课程中，从不同角度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启发学生觉悟。尤其是，1935年5月杨秀峰在北平师大做了题为《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的学术演讲，他用翔实资料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系统的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使人耳目一新，这在当时并不多见。黄令坦撰文指出：“在一二﹒九运动之前, 一些左翼教授如杨秀峰等在课堂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革命理论，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经常人满为患，‘很叫座’”[1]，他们对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平津青年学生起到启蒙作用，推动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 
杨秀峰不囿于在课堂上传播革命理论，他通过组织经济学会、政治学会和同乡会、座谈会、讲演会、时事座谈会等群众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等各种方式，到青年学生中间去，到文化教育界人士中间去，引导他们投入救国运动。

    以学者的身份，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5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号召，他和北平文化界的许德珩、徐冰等人发起成立了“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他积极参加著名的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以“协会”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又亲自领导了天津"一二一八"游行示威, 还积极声援营救上海 “七君子”等革命活动。被广大青年学生誉为"红色教授"。

    据庄林（庄金林）回忆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后，‘一二•一八’前夕，杨秀峰告诉我，天津也应发动和组织学生运动。他在公开场合作了三次重要讲话，至今我的印象还很深。其中有一次，在讲经济学时，讲到学校当局让他填一张有反共内容的表格，他当场撕掉了表格，因为他是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事业要靠共产党来领导。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相信马克思主义，填了那张表，就等于违背自己的信仰，自动解除自己的职务。他的话很有力量，博得了热烈的鼓掌。”[2]庄林说：杨秀峰学识丰富，为人诚恳、直率，善于和同学接近，言谈很有说服力。他和阮慕韩作风不同。阮持重谨慎，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杨性格爽朗，敢说敢作，似乎无所畏惧。我始终不知道他已是党员……

    12月18日早晨8点，校园内响起了钟声，同学们集合起来，立即出发了，整个队伍大约2000余人。杨秀峰教授参加了游行，他夹着黑色皮包，和庄林走在队伍最前面，指导学生们行动。当队伍走到东南城角时，有的同学要冲向日租界，他赶快跑过来，问：“要干什么？”庄林告诉了他，他连连摇头，告诫说：“那怎么行！不干那蠢事。我们走西马路，东南角。” 离日租界已很近。日人筑有防御工事，架有机枪，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把守，正监视游行队伍的行动。学生们高声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然后转向西马路，最后到达目的地――南开中学操场。在集会请愿后，大家返回学校大礼堂，欢迎杨秀峰教授讲话，他说：“我们不愧是李大钊的后继者，保持和继承了‘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今后还要发扬光大，希望与同学们共勉。”

    杨秀峰的爱国行为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被北平师范大学解聘，并多次遭到军警通缉追捕。其中1936年8月，特务机关向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总部“密报”：“天津学生救国运动的发动者为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秀林、温健公2人”。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立即指令北平宪兵第20团到天津抓捕杨秀峰。当时，杨十三的内弟司可庄（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口行营参谋长）获悉消息，立刻派秘书张连之乘飞机火速赶往天津，密告杨十三，杨十三即派女儿杨效昭迅速通知杨秀峰转移，免遭迫害。在杨十三和爱国进步人士掩护下多次化险为夷。

    有资料记载，“杨十三教授不仅积极参加了杨秀峰领导的‘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而且大力支持帮助杨秀峰在天津发动和领导学生爱国运动，也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在学生中广为宣传，抗日复仇之事，负责组织开展河北省工业学院的学生爱国护校运动。在天津爱国学生‘一二•一八’大游行爆发之时，杨十三也组织了工业学院学生和部分教师一同上街游行，指导学生自治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书’，并以教授身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阻拦和殴打时，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组织队伍有序地疏散，以免遭更大的伤害，并设法保护被国民党政府点名缉拿的几名学生会主要负责人，帮助他们安全离校。”

    组建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开始向抗日方向转变。会前，我党决定发动全国民众请愿，逼迫国民党做出抗日的决定。在北平成立了一些救国团体等民间组织，文化教育界杨秀峰与张申府、张友渔、邢西萍、于毅夫等，参加了组织筹备。杨秀峰分别担任“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华北学联”随团顾问，“和平促进会”（简称“和促会”）负责人。其中“和促会”是由华北上层党政军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等参加组成的，包括宋哲元秘书长刘鼎五、老同盟会员社会名流李锡九、大公报名记者戈公振以及老国民党员、大学教授等。杨秀峰主要负责组织“和促会”赴南京请愿，他在大会上推荐何礼[3]以“北平学联”代表身份参加工作，作为请愿团秘书。何礼临行前，杨秀峰在家里向他交待任务说：希望“和促会”能尽量联络各团体，尽量争取公开，表达民意！[4]

    侵略战争的显著目的之一，就是进行野蛮掠夺经济财富和物产资源。 日军除了对华北加紧军事侵略，还在武装保护下疯狂地进行经济走私活动，通过买办廉价套购煤炭、金属、棉花、粮食、烟叶、油料，并低价倾销日本纸张等工业品，严重破坏中国国民经济，损害了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也严重影响着冀察当局财政收入。此外，日军在热河广种鸦片，由日商包销，在北平市内“大烟鬼”、“白面客”流窜街头，抢掠盗窃，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市民人人自危。

    在何其巩校长支持下，杨秀峰主持“北平各界救国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扩大会议反对走私。到会代表50余人：北平商会会长邹荃荪和同业公会代表20余人，北平各界救国会和教联的代表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妇女界刘清扬，学联史立德，新闻界罗隆基、窦子洪，工人代表长辛店铁路工会秦其武，东北救亡总会北平负责人于毅夫，梨园公会侯喜瑞和会长杨小楼的代表刘砚芳及三友实业社驻平代表等。会议由杨秀峰和商会邹会长主持。会议讨论，各界联合起来，广泛宣传，号召民众以实际行动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服用国货”运动，打击日军的走私活动；……接着，北平商会在开明戏院召开一个20余个同业公会的代表大会，到会千余人。杨秀峰应邀参加大会并讲话，大家一致拥护北平各界救国会的倡议，纷纷表示支持反对日军走私活动和服用国货的主张。至此，“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工商业界也进一步结合起来 。[5]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6]。他说：“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7]

    投笔从戎，创建抗日根据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秀峰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放弃教授的优越生活，脱下长袍，与夫人孙文淑带领，如杨秀怡、张雨兰等大批流亡学生离开平津南下，深入太行，担负起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①组建“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

    “冀西民训处”的组建，是中共北方局在河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部署，也是杨秀峰长期在华北文化教育界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继续。

    杨秀峰于1937年9月初辗转到达太原后，见到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 彭真等。刘少奇指示他继续发展与张荫梧[8]的关系，争取回河北组织游击战争。当时张荫梧正筹备河北民军，极力笼络进步力量，以抗日之机东山再起。经温健公推荐，张欣然呈请上级，任命杨秀峰为“冀西民训处”[9]特派员，工作区域为冀西北起阜平、南至邢台13个县。正值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侵，国民政府赋予特派员在沦陷区任免县长、组建武装的权力。时在9月中旬，杨秀峰取得“合法”身份后，即返太原向党组织汇报。恰逢周恩来与程潜（第一战区司令）会商军事，因冀西属于该战区范围，杨秀峰随周恩来到元氏县，与司令长官部取得了联系。随即在井陉城筹备成立了冀西民训处。

    10月中旬，八路军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平定地区。这时中共北方局指示：“冀西民训处和八路军129师会合，而后转回河北活动；加紧组建游击队；平汉线省委改组为冀豫晋省委，随129师行动”。经与129师首长张浩、倪志亮等共同商议，成立了冀西游击总队（辖5个大队），杨秀峰任总队长，129师红军干部余伦胜任副总队长、赵炳润任参谋长。总队部设政训处、参谋处、军需处、卫生处等。10月25日，冀西游击总队在昔阳县皋落镇召开成立誓师大会，宣布冀西游击队正式成立。

    ②成立“冀南行政公署”。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徐向前副师长于5月率129师主力进入冀南，形势迅速发展。6月15日，杨秀峰率领冀西游击队干部战士由太行山区向南部平原挺进，参加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8月14日，在南宫由51个县各界代表民主选举杨秀峰为“冀南行政公署”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统一了冀南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权，使冀南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③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是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成为边区人民公认的群众领袖，很有威望和影响。边区政府下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政区，4个行署，22个专署，150多个县政府，全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0多万，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根据地，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中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力量”[10]。根据抗战需要，他组织领导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被毛主席誉为"模范的例子"。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11年，斗争极其艰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到1944年8月，部队就伤亡107000多人），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坚决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订的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日寇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收复国土18万多平方公里，县城105座，解放人口2400万，均占各根据地总战绩、总面积、总人口的1/5到1/4，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本地区的抗战任务，而且 50 43552 50 22030 0 0 5116 0 0:00:08 0:00:04 0:00:04 5116夺取整个抗日战争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杨秀峰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华北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

    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巩固抗日根据地。

    古今中外历史一再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关键是执政者必须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尤其是与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民生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发展和建设，除了面对日寇的“扫荡”和攻击，还要面临灾荒。他组织领导的生产救灾运动，曾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彰，毛主席赞誉他为“救灾专家”。

    他在发动群众，民主建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发展边区文教事业、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人民武装、支援前线等方面，为巩固人民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伯承曾高度评价杨秀峰主持的抗日政权：“这些政权都是时时刻刻的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聂荣臻曾高度评价杨秀峰在边区政府的工作，称他为“政权工作专家。”

    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协助董必武同志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的日常政务，为支援全国的解放、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传道授业，培育英才

    传播新文化，改造乡情。

    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他与叔父杨十三，每年利用假期在家乡开办农民讲习所，传播革命思想，介绍南方农民运动情况。

    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也得到迁安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广泛声援及社会舆论的支持。这年暑假，杨十三和杨秀峰叔侄回到迁安老家，向乡亲及学生介绍五四游行盛况，宣传革命爱国道理，还教唱爱国革命歌曲“有钱勿食日人食，没衣勿穿东方裘”……影响深远。迁安师范讲习所和高等小学师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抵制日货”、“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口号，形成反帝爱国热潮。——《“五四”时期迁安县教育初探》吴庆贺

    传播新知识，改善民生。

    民国九年（1920年）创办了《迁安县四团堡乙种工业学校》。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建校手书贺词。

    杨十三、杨秀峰叔侄倡导并参与创办的乙种工业学校注重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的传播。

    建校初期，招收国民学校毕业生，学制2年。文化课学习国文、算术、经学、英语等课程。后易名“迁安县四团堡初期职业学校”，学制3年，招高小毕业生，授除地理、历史以外的初中课程。专业课设置机织学、色染学、整理学、编织学、制图学等。学生实习课约占三分之一。操作时有专任教师指导。厂房由建厂初期的3间增加到12间，分机织、色染两大车间，还有研究染织的实验室和仪器。学校配备了铁轮织机10台、整理机10台、砸花机1台、挑花机2台、烘干机1台、毛巾机、织袜机数台。

    杨十三和杨秀峰叔侄还为学校购置8台铁轮织布机、3台挑花机、羊绒及各种染料。天津省立工学院还派专人指导，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受“乙工”影响，迁安县大多数高等小学都设立了职业课，职业学校也迅速兴办。……形成了迁安县第一次职业教育热。

    传播新思想，培养中坚。

    按照党的指示，杨秀峰一边积极开展平津地区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一边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任教授。他著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最近世史》，其中学术讲义《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曾轰动一时。在北师大开设了《社会主义思想史》、《法俄革命史》和《中国近世史》；在中国大学、河北法商学院开设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史》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痛斥反动文人陶希圣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对青年学生奋起救国，积极踊跃地参加抗战队伍起了启蒙作用。

    杨秀峰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在冀西游击队之初，吸收了大学教授、归国留学生、中小学教师、一批参加“一二﹒九”运动青年学生、敌占城市和大后方知识分子，如张克威、罗青、艾大炎、游仪声、马识途、谌厚慈、齐燕铭等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先后跋山涉水、携家带口投奔而来。来自陕北青训班的20多名知识青年以及临城简易师范百分之八十师生，内邱简易师范、邢台师范200多名师生和保定二师、大名七中师生加入队伍，使冀西游击队发展壮大到2000多人（其中知识分子有300多人）。因此这支队伍以文化水平高、政治思想活跃、军民关系融洽而闻名太行山，被称为“师生游击队”。后来发展到7000余人，其主力部队组建了八路军129师新编第11旅，成为我军一支能征善战的“铁军”。

    1938年3月中旬，为迅速培训一批抗战前线干部，杨秀峰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席会，会议决定成立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冀西民训处主任、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任校长，时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兼冀西民训处委员会宣传委员的吴立人，协助杨秀峰筹建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随着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邀请杨秀峰到冀中区创办一所军政干部学校。此时杨秀峰已经担任了冀南行署主任。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量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1938年8月在冀中深县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院长的河北抗战学院，先后培训县区级行政干部3000余人。又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在干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了多种类型干部，输送到党、政、军、及贺龙120师各部门，成为各方面的中坚力量。

    他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深知教育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负责军事工作，还是负责政权建设工作，都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由于冀西地区遭受日军的“扫荡”，所有的学校停了课，儿童都失了学，当他带领“冀西民训处”转移到拐儿镇时，立即组建“妇女儿童教育部”，并指示开办小学教育培训班。来自临城、赞皇两县的小学教员40余人参加了学习。

    身为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在紧张的战斗空隙还抽出时间赶到培训班讲课。他为学员们讲解了“根据地的教育如何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问题。 与孙文淑一起首先恢复各村小学，制订教育目标，编写小学教材。同时，指示冀西所属各县抗日政府成立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在杨秀峰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发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举办教师培训班；适当提高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发动和依靠群众办学，在抗日游击区和接敌边缘区举办“游击学校”和“伪装学校”，进行多种形式教学；废除旧课本，编写抗日需要的新教材等。在1939年9月，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冀南抗校”培训4期，毕业学生千余人，仍继续开展培训；“河北抗院”也训练了3-4000名青年参加抗战，恢复抗日小学1420余处，为我党我军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和抗日中坚骨干。

    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中，指出：“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

    1945年11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急待开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出在本边区创办高等学校，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的意见。经讨论决定创办新华大学，后定名为“北方大学”。12月，边区政府决定组成以杨秀峰为主任的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杨秀峰亲拟电报，要求中央把著名学者范文澜调来当校长。经反复商量，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杨秀峰的请求，即由边区派得力助手协助范文澜主持校务，以不影响他的中国通史研究。全边区人民十分高兴，也轰动了平津 、济南、开封等蒋管区。杨秀峰亲自选定学校领导，任罗青、孟夫唐、王振华、张柏园、晋曾毅等分别担任秘书长、校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以减轻范文澜的行政工作。范文澜从延安到边区时，带来了艾思奇、陈唯实等几位学者任教。随后，边区又调来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黄松龄、王学文、何穆、刘大年、叶丁易、王鹤、王南、陈荒煤、夏青、乔羽等。

    1946年5月21日北方大学在河北邢台正式开课。杨秀峰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开学不久，即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对师生发表了《对于时局应有的认识》的讲话，勉励大家要“在认识时代的客观基础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杨秀峰同志忠实地践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对充分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做出重要贡献！

    创建新教育，培养国家栋梁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为发展我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杨秀峰是学师范的，当过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大学的讲师、教授，并长期从事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对教育既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战线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以求实、稳妥、冷静的态度对待一切，力求减少偏差与失误，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高贵品质和科学态度。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十分丰富，涉及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他指出：“大家知道，现在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是二十岁多一点，他们将来要工作到下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今后十年、二十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将要工作到下个世纪的中叶去，能不能把他们教育成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他主张，学校教育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给学生自学时间，课外活动时间，课时太多会使学生疲于应付功课，不利于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身心健康。1959年5月，杨秀峰带领工作组赴东北沈阳等5市考察了解教育工作情况和各级全日制学校，考察工作历时20天。在此期间走访了12所大学、16所中学和师范、5 所小学，召开座谈会18次。在考察中，高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反映学习负担重，生活过于紧张，课程门数多，讲授进度太快，学生自习时间少，更没有时间看参考书，比如历史系采取“单科跃进”，4周学完中国近代史，一周讲完鸦片战争到日俄战争几十年的历史，4节课讲了100页（指讲义）。还了解到高校内组织名目繁多，活动过多较为普遍。听了这些反映之后，杨秀峰感慨地说：“太紧张了，长期像去年那样紧张不行，教育不能这样紧张。”

    他主张，学生应该德智体全面发展，在达到国家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学生不同基础和条件，不同兴趣和爱好，充分发挥他们的个性和特长，才能培养出多种多样的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创造性人才。

    他一贯重视思想品德教育，认为学生解决了人生观问题，有了正确的学习目的，才能有高度的自觉性积极性，才能勇于进取，为祖国人民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强调加强和改善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一环。

    他深知要办好学校，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发展科学技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是发展师范教育，这是国家命脉，师范教育直接影响着教师素质、中小学教育质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因而，他大力提倡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给教师以学位、教龄津贴，对卓有成就的教育工作者应视为人民教育家。

    薄一波同志曾经指出，秀峰同志酷爱教育事业。就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代，他因担任根据地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而不直接主管教育工作时，仍然以极大的热忱关心教育事业，千方百计地创办革命学校，培养急需人才。建国以后，他在教育领导工作岗位上，更是孜孜不倦地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呕心沥血、努力工作。对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工作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至为敬佩。可以说，“文革”前我国教育事业的每一阶段，都有他的脚印，我国教育事业的每一成果，都有他浇注的心血。

    邓小平同志曾经这样评价杨秀峰：“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杨（秀峰）兼而有之！”杨秀峰同志作为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忠于党，忠于人民，胸怀坦荡，矢志不渝，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光明的深刻思考与民族精神的切身实践。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做贡献。杨秀峰同志的思想、作风、品德、知识，对我国知识分子在当今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积极投身到创新发展的实践中去有着重要的启示。

    杨秀峰同志堪称为人师表！

    [1]黄令坦：《北平教授与一二九运动》，摘自《北京社会科学》， 2016 (4)， 第31-40页。
    [2]庄林（时为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学生）：《回忆杨秀峰老师的教育》
    [3]何礼又名何维登，当时是北平清华大学学生。
    [4]参阅：《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郑一奇主编，何吉林副主编：《何礼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5]参阅：何嗣珌《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载于《纵横》2007年第12期。
    [6]《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2015年09月10日《红旗文稿》龚云）
    [7]参阅《“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2011-06-27北京晚报）；《用青春热血传承“一二九”精神》（2015年12月09日中国青年网）。
    [8]张荫梧 （1891-1949），河北博野人。国民党晋绥军陆军中将。中原大战晋绥军失败的祸首，抗战初期组织河北民军。发明了“曲线救国”一词，被中共称为摩擦专家，与八路军争夺敌后根据地，被八路军彻底击溃。
    [9]冀西民训处，全称为“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办事处”。
    [10]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李艳杰在2017年6月14-15日邯郸召开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研讨会的致辞。